亞洲週刊 5-10-2012
杜維明指出，對話最低要求就是容忍，必須要認識對方，了解對方，把對方當做一個目的而不是手段，雙方有了尊重才能互相參照，互相學習。
北京大學高等人文研究院院長杜維明教授是最早倡導「文明對話」的學者。九月二十三日，在嵩山論壇閉幕後，他接受亞洲週刊專訪。他說：「『對話文明』作為一 個關鍵詞，已為不少學者接受，這對我是很大鼓勵。我與亨廷頓相熟。他的『文明衝突』是對福山《歷史的終結》的回應，歷史沒有終結。當下燃眉的衝突就來自伊 斯蘭。人們對伊斯蘭不了解，到今天為止還有百分之五十以上的美國人仍有偏見，認為伊斯蘭就是暴力組織，這很荒謬。中國人受西方媒體影響，也認為伊斯蘭是暴 力組織。其實，聖戰和中國修身哲學講的要戰勝自己，要去人慾存天理，是一種精神奮鬥。聖戰是戰勝你自己，戰勝凡俗的私我，真正的我走向阿拉。但人們一聽聖 戰，就認為是戰爭。」
杜維明說：「亨廷頓說過，假如衝突是不可避免的，那很危險，對話更為必要。在宗教思想界因為對話而發揮了很大影響， 池田大作在四十年代和湯因比的一次對話，東西對話，發現對話的對象是好幾百個。我和他的那次對話準備出版，現在有日文版、兩三個中文版和英文版。出書時出 版社建議書名是《文明是對話還是衝突？》，我不太喜歡這個書名，又來文明衝突說，我們已進入新時代，我起的書名是《面向對話的文明》，副題是『和平文化的 哲學反思』。」
他說，美國在國內實行民主，在國際上的形象是霸道、霸權，國際上沒有對話。中國在外交上也是左右為難，進退維谷。土耳其說 自己周邊是零衝突，中國沒有哪個地方不發生著矛盾。必須透過一種對話方式，那是真正的對話，不是一個策略，而是一種承諾。中國人現在很討厭日本，幾乎沒有 報道說日本怎麼想的，為什麼他們這麼強硬，他們有什麼困難，中國就是要堅持一寸土地都不能讓，這不是對話。對話最低要求就是容忍，必須要認識對方，了解對 方，把對方當做一個目的而不是手段，雙方有了尊重才能互相參照，互相學習。
杜維明說：「我們往往把文化工具化，最荒唐是『文化搭台商業唱 戲』，文化成了工具，現在很少這樣講了。在河南，文化成為最重要的資源。以前有個錯誤觀點，把文化和政治、經濟對立。我說文化一定要比經濟、政治、社會的 層次更高，涵蓋的面更大。從事文化研究的人不能不對經濟、政治、社會有一定的敏感度，否則就變成唯心主義。不管是經濟、政治、社會都有文化因素，所以才有 政治的文化、經濟的文化、社會的文化。用文化作為解釋的模式，考慮的因素比只是從政治、經濟、社會的單一角度要多得多。」
說到嵩山這一論 壇，他說：「每個演講者對政治、經濟都相當敏感。中國幾乎沒有這樣的論壇，讓兩三種以上的文明在此交流而碰撞。基督教、道家、儒家，原本還有佛教，但主講 者臨時來不了。說起佛教因素，嵩山少林寺就在。」他說，這一論壇是大學研究單位、省政府再加地方政府聯合主辦的，交流得非常好。河南包括登封的政府官員不 少是學者。將來中國新的文化認同的塑造要靠學術、企業、政府、媒體，還有其他的社會力量共同建構，橫向溝通，這次是個難得的機會。為了這個論壇，還專門成 立了一個基金會。將來要發展的是非官方、非盈利的組織，政府在發展初期先扶持。嵩山少林寺原本就有豐富的文化資源，無數的圖書館和歷史記錄擺在一起。中國 的自然景觀不是一般意義上在美國看到的大峽谷等等，它不僅是自然風景，更有豐富的歷史文化底蘊，有非常深刻的文化烙印。
杜維明說：「現在 中華民族可根據自己深刻的文化資源，面對人類文明碰到的大問題發言了。這種發言不是狹隘的民族主義，也不是以前被人家欺負而現在要站起來欺負人家。現代人 面對生存，難有一個地方有真正的心靈安全。台灣與大陸相比，可說是比較平和的社會，但卻感覺很跼促，人們考慮問題往往難以跳出這個島的框框，島內問題大家 非常熱衷，卻不可能在香港談，不可能在北京談，只能在台灣談，這就顯得很跼促。」
（實習生何怡蓓整理採訪錄音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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