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明報專訊】昨日，香港數碼廣播電台（DBC）正式停播。去年3月發牌，到今年9月播，至今只一年零七個月。從電台的「埋班」到基建的搭成，一切得由零開始（包括數碼技術測試、數碼收音機和直播室）。這是經營不善嗎？很難說吧，給新生媒體一年零七個月怎能蓋棺論定？須知道，這不是個已搭建好的舊平台，而是剛起步的新媒體。且看電台陣容，可不是鬧玩，很多都是廣播史上的重要主持，如湯正川吳志森陳海琪顏聯武等。這些名字吐出之後，總讓人隨之想起他們的品牌節目，猶如親筆簽名。然而，這個新媒體卻在萌芽狀態中消失。創辦人鄭經翰多番提出遭政治打壓，股東們也沒按原先向政府的承諾注資（6年內6億），電台被迫停播。但政府呢？連最起碼的調查了解都沒有，就如同任由亞視「1天重播4次」一樣玩忽職守，任由電波資源遭浪費，遑論什麼言論自由了。
這次媒體的不正常死亡，叫我想起過去的保育運動。正如過去多次的「封咪」事件，那裏除了關乎抽象的言論自由問題之外，也隱隱然激發出身分認同的問題。很多市民會說，像大班和吳志森這類電台節目主持，代表「香港人的聲音」。言談之間，《風波裡的茶杯》或《自由風》（舊）就如同一家老字號，可以喚發出強烈的情感投入。其實，所謂電台節目，也是一種文化表達。像《風波裡的茶杯》一類烽煙節目，那種咄咄逼人的言談風格，並不是石頭爆出。最初的扣應（phone-in）根本燒不「烽煙」，主持人只四平八穩，做個交通警聽聽意見，節目像個留言信箱。但隨1990年代（八九後覺醒、97將至和急速民主化），民眾的焦慮和壓抑需要更進取和激烈的聲音來表現，這就成就了今天「被消失」的烽煙文化。因此，媒體烽煙重新刻劃了我們的公共文化，也改寫了人民和政府的契約關係，人民不再溫溫吞吞。如今電台終結，人們若有所失，被侵犯的許是這份收藏在公民史的認同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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